转自于震宗新浪博客：洛阳合作杂谈——回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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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文章转自于震宗前辈的新浪博客，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适合初学铸造的新人看的，了解过去，向先驱者致敬！

回忆之二：洛阳合作杂谈
于震宗（2010.4）
一、去洛阳前的我的基本状态
    1951年燕京大学机械系毕业当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进清华大学。暑假突击学习俄文16天后，将我分配到铸工教研组，又分配管工艺课。教研组中几位助教每人拿到一大本俄文教科书，自己去看书，似懂非懂连蒙带猜给学生讲工艺学。课余时间参加俄语班和德语班进修。也看《铸工》杂志，订阅俄文铸造杂志，从图书馆里借到英文、德文、日文的铸造杂志尽量看懂，开始用活页本记笔记。
    那时自己的铸造知识很差，以为铸件出了气孔应当降低浇温，也不懂立水桥挖出来的河沙是否可用于铸造。参加了一个大炉型砂会议，听到科学院报告讲一汽混砂用膨润土，似乎与俄文书上说粘土是极细的砂子粉末所以有粘结力的论点不同，使我糊涂起来。
    不过我还是努力备课，至少用讲课的五六倍时间做准备，为的是自圆其说。讲机器造型时非常心虚，我没见过造型线和造型机。只是临时让我出差到沈阳变压器厂两三天看见有小乓乓机造型。
到山西榆次、长春一汽带生产实习能够开眼界，对我带工艺设计有好处。但只是旁观和走马看花，自己没有钻到生产中去。
    1957年让我到捷克进修两年，争取能开始科学研究工作。布尔诺工学院铸工教研组没有开展过科学研究，实验室设备简单。主要的专业课教师都是外面来的兼职人员。给我聘请的指导教师彼得日拉是布尔诺铸造研究所专门从事造型材料研究的专家，他发明了CO2硬化水玻璃砂。他要求我学习粘土矿物学、结晶学。集中学习捷克语言之后，努力自学矿物学等基础知识。铸造研究所不愿让外人参加和从事正在研究的工作，但是可以阅读已经完成的研究报告，通过看研究报告了解研究所进行过的有关造型材料的成果，对我很有启发。此外我把主要精力用于到铸造工厂实习（湿砂型、水玻璃砂型、壳型、金型、熔模铸造、电弧炉铸钢……）。收获很大，不过主要是旁观，没有参与就不能深入。本想尽快回国像布尔诺研究所那样开展国产造型材料的调查、搜集、检验性能和质量。但是1959年2月回来时学校里乱乱哄哄地大炼钢铁。教师毫无威信可言。

二、与洛拖合作的开始
    洛拖的东方红54拖拉机本想送到日本参加展览会。但气缸体表面的粘砂、夹砂缺陷严重。工厂曾请西安某大学帮助改善铸件表面质量，人家到工厂看了一下后说不好解决，就回绝了。大概是在冶金处陶厚重、陈鹤涛等建议下，1963年初总冶金师钱端有到清华来碰一下能否同意，没想到清华机械系的领导答应下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解决生产难题的能力。当年5月我前去了解情况，看到工厂对质量控制相当认真。例如混制大件面砂每碾在放砂前先送砂样到型砂实验室，测定湿度、湿压强度、透气性，不合格就调整到合格才放砂。拿来一大摞自开工以来的型砂检验记录本。我看了两三天也心中无数，看不出名堂。到工厂后面的空场看到有几台炉子，用来烘烤坡头的高SiO2石英砂岩，因为考虑铸件的粘砂原因是江西砂子SiO2太低造成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继续用坡头石英砂岩，也许是加工太困难或者是试用后不解决问题就只好作罢。看来先要找到粘砂的类型和原因。
三、粘砂的性质
    英文杂志上说到粘砂，只提到粘砂有Burn-in和Burn-on，但原因、机理和解决措施都说不清楚。从俄文教科书上看到粘砂缺陷主要分为机械粘砂和化学粘砂两类。而首先需要判断粘砂的性质，是属于机械的或是化学的，然后才能推测产生粘砂的原因。但没说用什么办法区分。我认为俄文资料比较有道理，考虑到用岩相分析方法看是否出现氧化铁与石英反应生成的硅酸亚铁（铁橄榄石）是个专门学问，不知道在洛阳找谁有这个本领。又考虑金相分析与砂子混在一起的块状物是铁水凝固形成的，我的金属学知识极为贫乏，没有能力用金相显微镜区分金属和砂粒。为了找到一个快速判断办法，设想机械粘砂是铁水包裹了砂粒，粘砂块与铸件本体连通一体，基本上没有电阻。拿万用电表在铸件上一试，果然没有电阻，是机械粘砂。我推测如果是化学粘砂就会有明显的电阻。（不过说实话，我没有找到化学粘砂的铸件，至今也没有试过通不通电。）另一个试验是用扁铲凿下一小块粘砂块，装在试管中，加入浓盐酸，看到有小气泡出现。第二天粘砂块不见，只有白色的砂粒沉在试管底部。这说明浓盐酸将铁溶化成氯化铁，盐酸成为黄绿色液体。（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对比过化学粘砂是否会溶解在盐酸中。当时只是猜想和主观推测而已）。
    就这样排除掉了化学粘砂，其实，我很怕化学粘砂，我曾自学过一本俄文书专门讲化学粘砂的论文集，记下过一本笔记，仍然是一头雾水，很难懂。只剩下机械粘砂的可能性，似乎难题去掉一多半。回到学校向机械系领导汇报，决定1963年秋季增加派一名新教师（童本行）和两名研究生（袁礼福、张伯明）到洛阳与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研究组，也与车间领导和工人共同工作。目标是解决气缸体大件的粘砂，不完成就不收兵。
四、机械粘砂的原因
    根据书本知识，铸铁件产生机械粘砂的原因大致为：（1）砂型表面疏松，硬度不够。（2）砂粒粗，透气性高。（3）型砂煤粉含量低。
    据观察一线大件生产的砂型震击相当认真，震击几十下，手按表面硬度很高。面砂的透气性大概是70～80，也不算过高。剩下的问题是面砂中的煤粉够多吗？这时一线主管工艺员苏启腾对我们说，粘砂原因有可能是造型工人不认真放面砂，工艺规定应该铲三铁锹面砂铺在模样上，如果工艺员没看见，就可能少放面砂。为了验证面砂是否管用，我们与车间领导和工人商定，用面砂填满半砂型，后面放背砂造两个砂型做浇注试验，不会出现面砂太少或厚度不够。另外再造两个砂型完全用背砂不加面砂。浇注结果令人吃惊，没有想到。那两个用背砂的气缸体铸件有粘砂，然而那两个基本上用厚层面砂包住的气缸体粘砂更加严重。需要说明所谓背砂是中小件造型线用的单一砂。结果说明这种专门用一半旧砂和一半新砂再加适量巩县粘土，和大同煤粉专门混制的面砂更容易使气缸体表面粘砂。两种砂型的硬度和型砂透气性都基本相同，区别可能是所含煤粉量不同。
五、想知道型砂的煤粉量—— 干了一件蠢事
    我们希望知道气缸体铸件的面砂最好含有多少煤粉？旧砂实际含有多少煤粉？混砂时应该加入多少煤粉？英文和俄文书上提到通过测定型砂的挥发分、灼烧减量、全碳量就能估计出铸件抗粘砂能力。但这些方法都测不出有效煤粉量，测定的挥发分中包含有粘土吸附的水分和晶层受热分解出-OH水分；测定灼烧减量的结果不但排除上述的水分，也还将已成为焦炭的无效煤粉烧掉；测定全碳量也将无效的焦炭包括进去。
    曾经用一根棍子，头上吊一只铁桶，让混砂工人开动煤粉定量器的开关，按照规定的加入煤粉15s，称量接下的煤粉重量，就知道所加煤粉量是混砂碾中整个砂重的百分数值。但是首先，碾中砂的重量只能从混砂机生产厂的说明书上查出来，从来没有称量过，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不少差距。另外更麻烦的是只知道加入煤粉重量，不知道旧砂中含有多少煤粉就等于白费事，毫无意义。

六、偶然发现的发气量
    曾多次看到工艺处铸造实验室有一台结构简单的测定砂芯发气量的仪器（见图1），知道那是按照俄文教科书上的图仿制的。估计是研究合脂砂时自制的，已经长时间没人使用。我正在走投无路，为无法得知旧砂中含有多少煤粉而发愁时，注意到这台发气量仪器的结构有一个冷凝器，心中想到靠冷凝器可以消除粘土等材料受热分解出的水分。如果用此仪器测定挥发分时将水分去掉，剩下的气体量容积就可能代表煤粉量。于是就大胆用小瓷舟盛放不同量的煤粉，测定其发气量。结果表明发气量与煤粉量呈严格的直线关系，即发气容积可以表明煤粉量。又用新砂加不同量煤粉，能够准确测出煤粉量。试验采用的加热时间和温度按照当时测定煤粉挥发分的同样规定。
   

图1 原来使用的发气量测定仪


    由于仪器简陋，平时平衡水瓶挂在滴定管架上。試验时一人用手拿着水瓶，使水瓶的液面随着滴定管中液面同一水平，来保持加热管中的气体压力与大气相同。另一人用前端有小勾的铁丝将瓷舟送入加热瓷管的最热部位也非易事，速度慢就会让发出气体跑掉一部分使显示出的发气量为负值。速度快则经常将瓷舟翻船使试料撒在管中，而且快速撤回铁钩有时连同瓷舟一同拉出来。不过熟练后能够容易地得出结果，大件用背砂（即小件单一砂）1g约发气16ml，而专门混制的大件面砂发气量却不足14ml。又测定0.1g煤粉的发气量28ml，由此计算出旧砂、面砂的有效煤粉量。可以得出结论：生产气缸体大件的面砂煤粉量不足，所以产生严重粘砂缺陷。用背砂（小件面砂）也同样含煤粉不足，也粘砂。要解决粘砂就要多加煤粉。
    从此，发气量测定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检测方法。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的余笃武老师为了使发气量测定能够自动记录，将仪器的结构作了很多改进，例如用发气压力代替发气容积等（见图2）。此外，近年考虑简化仪器结构时发现原来的冷凝器没有用处，可以不要。（见图3）


图2 自动记录发气量测定仪


图3 简化的发气量测定仪


七、另一件蠢事
    工厂生产的进气歧管内腔出现严重粘砂，希望我们也帮助解决。当时我看到管子里面有一层像黑色天鹅绒，厚度大约1mm左右的东西。这一层突起物影响气体通过阻力。那时认为芯砂中没有煤粉，黑色层大概是铁水钻入砂粒空隙被合脂粘结剂分阶段炭化染黑形成的。没有亲自去打个砂芯试一试，甚至没有仔细看看砂芯工段的工人如何打芯子。就误认为芯砂中没有粘土、煤粉等粉末，以致透气性过高（但是我没测定过），必须将湖口砂的粒度降下来。回忆起在英文杂志上有一篇研究型文章，说两种不同粒度的原砂相掺和，在某一个比例时透气性可以降到比原来两种砂的透气性都低。我妄想可以将铸铁车间的湖口砂与铸钢车间的广东新会砂掺起来解决进气管的内腔粘砂。不过要把铸铁车间的砂库中间分割成两个才能放那种掺和砂。我大胆提出的建议得到工厂的重视，基建处带着图纸来讨论怎样打分隔墙。我一看那砂库地面下有5m深，地面上还有3m高。工程量很大，而且施工的过程全车间只好停产。这时我才开始害怕，自认管不了。这时试验小组的年轻人看到打芯工人只是在半个芯盒洒满砂子在工作台上一震就扣合两半砂芯，没有用橡皮锤打紧。工人说定额要求每班打芯子100个，为了防止个别砂芯损坏，就多打二三十个砂芯，没时间紧实砂芯。请了一位调整工师傅示范，只是在半个芯盒装满砂子后用橡皮锤沿着分芯面打三锤。浇出来的铸件完全没有粘砂。制芯工按此操作每班完成100砂芯也没问题。这件事对我的震动极大。不调查就乱发意见；不分析就迷信外国人说的一套，差一点就……。
八、浇注试验
    自从测定出面砂煤粉量，就进行多加煤粉的试验。在实验室里测定型砂性能还算容易，没有破碎指数仪器，两位研究生就把型砂试样高高举起后撒手掉下来看破碎情况，只是得不出可信数据。关键性浇注试验是在冶金处用1m直径的混砂机混制出各种配方的面砂装入铁盒推到车间中。对车间的领导、主管工程师苏启腾、造型工人讲明白试验的目的，配方的特点和预期结果。每个造好的砂型用木制数目图章打上印，出了废品不算车间的，算实验小组的责任。由于混砂量不大，只能铺在几个模样的局部。能看出增加有效煤粉量的浇注结果。后来又扩大试验，挑选较好的几种配方，用车间大混砂机（116）混制面砂，可以铺满一些模样表面，能够证实增加煤粉加入量的明显效果。
    这种生产性浇注试验的工作包括：按照规定的方案混出试验用砂，用皮带送到造型机旁，与造型工配合铺面砂，造出后用木戳子在砂型表面明显又不妨碍机加工处按出号码，代表配方种类。在砂箱外面用粉笔做记号，盯着浇注、落砂，立即找一根废砂芯的细铁棍拴在残留的浇注系统上，随着悬挂连上的铸件走到清理工部，看着试验铸件进入抛丸清理机。等铸件出来后，请吊铸件工人和叉车工人将上面栓有细铁棍的试验铸件摆放在马路边上，等待车间工程师和混砂工、造型工都来观看试验结果。从混出砂造型直到从众多铸件中挑选出所要的铸件大概要十个小时以上。一直到半夜才能回去睡觉。每天生产一百多气缸体，不这样紧盯很容易把试验铸件丢掉。
整个试验工作量很大，不是原来的混合攻关小组能完成的，学校把毕业班一半学生派过来作为毕业实习。学校又派来几位教师一同工作。即除童本行以外，吴浚郊基本上全时参加，林连清、任邦弻也参与一些小的调查研究。研究生袁礼福、张伯明全时坚持到底。工厂参加人员除陈鹤涛（铸冶室主任）外还有徐华鑫、杨天元、龚出群。后来又新来一位大学毕业生黄××（记不清名字）。车间中负责试验协调的是苏启腾工程师。那些安排学生工作等事情由童本行管，我则只集中精力于技术突破。
九、重油与煤焦油
    洛阳拖拉机厂属于前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之一，除建厂以外，还派有苏联专家指导生产工作，直到1959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才撤走专家。据车间的茅汉炳师傅说，建厂后苏联专家让在型砂中加入重油来防气缸体等大铸件粘砂缺陷。开始时一切还算正常，不过后来发现型砂中加入“重油”后性能反常，砂子发散，多加后仍然发散，就不敢使用了。有两大桶“重油”还放在混砂机平台的角落的架子上。我记得俄文刊物上和书上确实提到型砂中加重油（用英文字母写出是Mazut）。所以苏联专家的建议是对的，为什么我们用的“重油”使型砂粘结力大大下降，流动性大大提高呢？到混砂机平台用杯子放出少量的“重油”，觉得气味像铺马路用的煤焦油的气味。重油应当是石油炼厂的渣油，而煤焦油是炼焦厂的残留物。两者外观基本相同，都是粘稠的黑色半流体。是否用错材料引起型砂性能截然不同呢？拿着杯子找冶金处的化学分析室也得不出结果。我记忆起以前学过的有机化学，煤焦油的主要成分是芳香烃，如苯、萘、蒽之类；而石油的产物重油主要成分是脂肪烃如烷、烯、醇等。但当时还没有专门仪器来判别。不过，从场内铁路支线有一节油罐车来自大连炼油厂里面还有少量重油，用鼻子就能发现与碾砂机平台的那种“重油”不同。
    取来真正重油掺加轻柴油调稀到适宜粘度加入型砂中，发现型砂的流动性很好。原来打一个标准试样用砂子约150g，加重油后试样重量提高到165g。张伯明和龚出群用放大镜看试样表面，发现以前砂型上有超孔，即砂粒不紧靠在一块的空隙，工人说砂型睁着眼。加重油后砂粒全挤在一起，没有超孔。重油不仅改善了可紧实性能，对型砂的强度没有损害，韧性还有提高。
    用加重油的型砂当面砂造型，浇注后铸件表面又有一些改进。
十、面粉纠纷
    正当我们试验提高煤粉量和加入重油时，从学生处听说，有一位翻砂工以前在别的翻砂厂工作时，在型砂中加扫地面粉（面粉厂落地小麦面粉，通常用于喂养牲口），改善铸件效果很明显。铸造车间的几位技术员（洛阳农机学院毕业的）打算自己做浇注试验。我听到后极为敏感，当时决定立即接受这个新的启发，让工厂尽快从面粉厂取回扫地面粉，赶紧直接向大混砂机中已经增加了煤粉和重油的型砂中再加面粉。
    这个决定引起童本行和袁礼福的反对。是由于我的试验步骤违反了学校中邢家鲤的指示。邢家鲤是老党员，从苏联汽车学院毕业，可能是机械系党总支委员，在机械系和铸工教研组有较高威信。他要求我们做试验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先在实验室中用小混砂机测不同加入量型砂性能有何变化，优选出几个配方用1m直径混砂机混出几种面砂，局部贴在模样表面做造型和浇注试验，再上大混砂机混制面砂造型和浇注看效果。其实我原来也是同意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必须不按常规立即在大混砂机中加面粉。要摸索面粉的影响规律以后补做不迟。我心中的真实思想是如果他们往已经使用高煤粉量和加重油的面砂中扔一点面粉，我们联合攻关组就陷于极其被动局面。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清华大学这一摊人员就没事干了，只好卷铺盖回家。按部就班地做试验大概至少要三个星期。所以只能抢先加面粉，不然就来不及。但是在冶金处的办公室中我不能把心中想法告诉他们。我们三人就在铸冶室的屋子中站着大声争吵，原来坐在屋中的人都躲出去了。
    也许我对不住那几位农机学院毕业的技术员，抢了他们立功的机会。其实我也不是想立功，只是害怕就此回去没法向学校交代。那几位技术员不是搞型砂的，要做混砂浇注试验，只有两三个人是不够的。而且用原来的低煤粉量面砂为基础，只加面粉不够消除粘砂和夹砂的，也还要采取我们已经取得的高煤粉加重油方案。再者，我们参与试验的混合小组加上学生一共二三十人，人多势众，已经在车间中与一线工程师和造型工形成了合作伙伴和朋友，都支持我们做试验。假如几位技术员愿与我们结合在一起，一同做试验就好了。我一直想不清楚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误的？也许是我的品德有问题，不知是否情有可原？
    由于我们人手多，说干就干，结果确实符合期望。这就产生了所谓“一二八砂”，即面粉1%，重油液2%，有效煤粉量8%。面砂在混砂机处取样透气性只有12，比通常要求的60～80差很远。经皮带送到造型机旁约为20。确实有些低，但是俄文资料上说里哈乔夫汽车厂的透气性为7，如果不是印刷错误，比我们还低。我们的型砂用于气缸体造型，浇注后铸件表面没有粘砂，没有夹砂缺陷，也没有型砂形成的气孔缺陷。1964年11月召开全国潮模铸造会议，联合小组以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冶金处铸焊分室和清华大学冶金系铸工教研组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报告，作为防止粘砂、夹砂缺陷的总结报告。
十一、评价
    1964年大概是5月或6月，第一汽车厂铸造分厂的李子政厂长带着一些人访问洛阳拖拉机厂，看到气缸体铸件一落砂就露出光滑漂亮的表面，他对我说：“老于，你把铸件弄得这么光干什么？”我听了只感觉自豪，不认为是过分。实际上铸件还在角落处有少量残留砂，需要抛丸处理，光滑表面会被打毛糙。后来听说沈阳铸造所在上海柴油机厂帮助改进铸件表面质量，用我们“一二八砂”类似配方，生产出360kg的气缸体。国内也还有别的工厂也用相似配方生产铸件。但是，重油需用轻柴油稀释才能混砂。轻柴油低温度挥发，本身不防粘砂，而使车间中烟雾弥漫。回砂皮带的地下沟中伸手不见五指。这使得工厂降低重油加入量，先减为1%，然后尽量不加。
    我们的报告中提到如何判断机械粘砂和化学粘砂，被各种教材和文章中大量引用。至于用发气量检验型砂的有效煤粉量，被国内铸铁工厂大量使用。邯郸生产的仪器大概有二三百台，凡是大型或中型铸铁工厂都有。不过国外至今不知道有这种检测技术。
    在清华校内，校、系领导大概觉得这种结合生产难题进行研究是锻炼教师，培养研究生、大学生的一个途径。不过教研组内的教师却有不同意见，有两个论点：①这是医疗队的水平，②不符合“重大精尖”的方向。自从“大跃进”以后，教师们滋长了好高骛远的念头，看不上工厂里的问题。
    关于是不是像派到边远的农村给农民治一些常见病的医疗队，校、系领导听过我的汇报后，让我在学校的阶级教室中讲我的体会。我谈到工厂出现的质量难题把众多工程师难倒，也被某著名高校知难而退。我们看过几种外文资料都不能利用。俄文书上提出粘砂的种类，但有一些原则错误。英文资料上两种粘砂的概念含混。都没有如何鉴别不同的粘砂方法。德文、日文刊物查不到有关文章。各种资料都没有怎样检测型砂中煤粉量的办法。我必须运用过去学过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化学、电工学、矿物学……等知识自己创造检测方法。与工厂精诚合作，克服工作量巨大的困难才得到解决缺陷的措施。当时听讲的教师来自各系各教研组，约有300人。似乎铸工教研组只有张家骏一人参加，听过后他对我说讲的不错。我从那时一直感激他。那些认为属于“医疗队水平”的同事都没去听。
    我曾问过那些呐喊清华应该搞“重大精尖”的人，重大精尖具体指的是什么？回答说是上天的火箭属于“重大”。还认为“精尖”就是搞熔模铸造。在大跃进时清华梦想自己搞出一个火箭，1959年初我从捷克回来参加熔模铸造小组乱哄哄的“研究”，要用水玻璃涂料制壳做出据说上天的燃气涡轮，总也做不好。我在捷克曾重点参观过两三个熔模铸造车间，其中有一个生产耐热合金涡轮，我在那里参观了两三个星期。而我们用的材料、工艺脱离不开前苏联别尔欣写的那本小册子，与捷克相比技术差得远。但我不能提意见，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只能由他们瞎胡闹。到1970年复课闹革命，我去给工农兵学员编写造型材料教材。有的教师也想进入熔模组搞科研。但又因搞不好关系而回到造型材料组。
    洛拖工厂1965年搞四清运动，几位熟人开始挨整。把杨天元整的生病。车间的苏启腾工程师被整的原因据说是与清华关系过分密切。后来发送到青海乐都。呜呼！
十二、体会与收获
    通过洛阳合作，初步认识到生产实践是第一位的。熟读书本对工科教师是重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没有经过实践证实的书本知识也许是错误的。作为教师应当到工厂参加生产，解决几个生产遇到的难题，就能使自己的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同时知道生产需要的知识是什么。否则可能是脱离实际的书呆子。这个锻炼绝不是通过参观能达到的。我在到洛阳以前走马观花地看过很多国内外工厂，还曾几次在第一汽车厂和榆次纺织机厂带实习，每次在厂中至少一个月。但是什么问题都钻不进去，仍然是局外人。对我从事的造型材料讲课质量也没有明显提高，十分枯燥，回想起来就惭愧得无以自容。等洛阳工作以后，再讲课就自觉相当轻松，如数家珍。
    从洛阳的一段经历，我相信“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书上写的可以参考，也可得到启发，但是不能盲从。例如用湿型生产大铸铁件，型砂透气性一般都要80以上。哪里都不写面砂是否也要这样高的透气性。加重油和面粉后面砂透气性降到20敢不敢用？这只能靠大胆试验，看浇注的铸件是否出气孔缺陷。外国人不能检测型砂的有效煤粉量，甚至在将近60年后的今天也不会测定煤粉量。我们敢不敢突破这个技术难题呢？这也需要大胆试验，通过实践就能创造新的规律。前几天潍坊一铸造厂的年轻工程师来电子邮件问我为什么按照我给他的资料中介绍的型砂发气量24ml，刹车鼓铸件仍有粘砂。我回信说在洛阳我曾把发气量提高到34ml，铸件不会出气孔。我还说：“型砂配方是浇出来的，不是从资料看来的。”又说：“型砂配方好坏谁说了算？铸件说了算。”
    洛阳那一段经历使我增长了本领，提高了信心，是我自豪的资本。文革时我到一个学员班工作，显得笨手笨脚。让我当支部书记，我不会开支委会，不会带领着大批判，不会言不由衷地讲大道理，更不会歌颂文化大革命和最高领袖。工宣队当着全班学员训我：“有人吃过洋面包，可是什么都不会”。我是那里唯一吃过不少洋面包的人，这当然是在骂我。我只是不说话和不服气，心中想我不是什么都会，也不是什么都不会。我曾在洛阳解决过技术问题和用发气量测定型砂煤粉量。
    学校与工厂合作也许会因为出发点不一样，出现矛盾，需要彼此以诚相待。我听到过有的人会花言巧语，说得工厂动心，以为在高校教师指导下用高科技能够创造财路。等到他们拿出项目转让、设备研制、技术开发的费用后才发现上当。我在上大学时寒暑假在实习工厂向师傅学手艺，有一年时间到抚顺工厂到各车间参加各工种的生产劳动。到洛阳又有两年时间在工厂中与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合作，我与工厂有说不出来的感情。我恨那些用假技术、假商品欺骗工厂的人。我要求学生们要“想工厂之所想，急工厂之所急。”甚至“比工厂还要工厂”。这也是我的信条。
十三、展望
    在洛阳的那段历史让我永远怀念，工厂大概也没忘了我们。但历史已无法重演。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鹤涛找我，希望还按照20年前的方式与清华合作。学校再派几位教师和研究生到工厂去合作搞研究，工厂提供一切实验条件。按以前的办法，经费各自负担。那时我们扛着铺盖卷去洛阳，教师学生都免费借住在洛阳农机学院的空宿舍中和教室中。差旅费用回学校报销。
    但是到1978年以后，学校经费紧张。实验室重建所需器材按月报计划，批准后由系采购员统一采买。出差开会只能靠自筹费用。大约在1981年我当教研组主任，系里发下3000元经费给教研组自行支配，我就按照教研组6个摊子，每摊500元。白天申想到南方开会，只好自己向里垫钱。为此与我打了一架。
    我们招收研究生，听说教育部每个硕士生给9000元，但是被学校扣掉8000元，学校领导认为指导教师可以用纵向和横向研究项目给的经费培养研究生，没有钱就别招研究生。而基础课拿不到科研项目，需要花教育部发给的钱才能发奖金。从那时起，教师们的思想都进入了商品社会，削尖脑袋去找给钱的项目。拿来钱后学校、系都扣一笔经手费。还准予课题组拿15%给参加研究项目的人当奖金，按功劳分配。于是人们关心起科研成果和发表文章，尤其是文章作者的名次，经常打起架来，然后几十年彼此不再合作。那时我们真被闹得有些筋疲力尽。为了钱，多年的同事也在心中结成疙瘩。
    教师实际上不太可能亲自做研究工作，因为没有时间。研究生是出论文的主力军。带一个博士生总要有6～8万元供他花用，其中包括每月饭费、差旅费、材料费……，直到论文印刷费、论文评审费，答辩会出席酬金，再加吃一顿饭。这也是我从1996年（我已过72周岁）起力辞带研究生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人人都钻到钱眼里，不给钱的项目我们不能接。恐怕陈鹤涛一直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不愿去洛阳的原因所在。
于震宗 2010年4月19日